誰的抗日？誰的巴萊？

由於歷史詮釋權通常操控在有權力的人或族群手中，於是，屬於原住民族自己的抗日史實及其意義始終難以彰顯，卻不斷地被居多數的漢族用以作為建構漢族中心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神話材料。

文/陳張培倫

雖然曉得《賽德克巴萊》一片要在大陸上映，勢必突顯片中抗日要素，以便順利通過審查，並獲得對岸觀眾共鳴，但是當得知該電影大陸版於片尾列出自甲午戰爭以來的對日抗戰年表，仍不覺啞然失笑！

大 陸許多官媒將此片中定位為「台灣少數民族抗日」史詩電影，某些大陸網友也以此調性看待該片，彷彿電影與霧社事件(1930)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抗日歷史的 一部分。在「賽德克族為台灣少數民族」、「台灣少數民族為中國少數民族」、「中國各民族又組成所謂『中華民族』」這三個前提下，整件事跑出前述詮釋及年 表，一點也不令人訝異。

事實上，此岸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賦予了同一事件相同的歷史詮釋，甚至連莫那魯道還被入祀忠烈祠，與中華民國開國、討袁、護法、北伐、剿共各時期犧牲官兵並列呢！

霧社事件中的賽德克族諸部落確實是在抗日，其他原住民族或多或少也有不等程度的抗日行動。然而，原住民族抗日行動並不屬於中華民族抗日史詩情節之一，嚴格來說，原住民族抵抗的是歷來面對的各個殖民政權，不只抗日，也抗清、也抗中。

不過，由於歷史詮釋權通常操控在有權力的人或族群手中，於是，屬於原住民族自己的抗日史實及其意義始終難以彰顯，卻不斷地被居多數的漢族用以作為建構漢族中心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神話材料。

回 到甲午前後時期，在日本接收台灣之前，並非所有原住民族都在清帝國的實質統治之下，大體而言，居住於平原地帶的各原住民族，因其漢化已深且順服於清政府， 被通稱為「熟蕃」，成為清帝國的一部分。另一群未順服而被稱之為「生蕃」的原住民族，大部分居住於深山叢林，清政府並未於其居住地設官治事，甚至還以隘勇 線區別其統治地界，所以嚴格來說，這些部落的土地或人民並不屬於清帝國的一部分。

這些居住於深山的原住民族，通常以其部落及獵場為主要活動範圍(最多擴及至通婚、血親部落)，在其土地領域上小國寡民般地保有一定程度的政經自主性。日本殖民政權接收台灣初始，首務之一就是要將這些土地領域納人實質統治範圍，並掠奪其中的山林礦產。

而賽德克族的抵抗，主要也就是為了護衛祖先、祖靈傳下來的傳統領域，以維繫族群生存之命脈。不管是電影開端的人止關事件(1902)還是劇情主軸的霧社事件，無非都是該族護衛傳統土地/領域/獵場以及避免族群文化遭滅絕的具體行動。

從 此一描述可以窺知，賽德克族各部落確實是在抵抗日本此一侵略者，不過他們是以自身土地領域主人的身分，護衛著部落自身傳統上所保有的山林獵場，而不是以帝 國子民的身分保衛著清帝國領土，他們對日本帝國的抵抗，自然也就不能被誤認為是清帝國遺民的抗日行為，他們自始至終都不是清帝國的一部分。
其實《賽》片劇情並未脫離此一史實，至少台灣版文案中寫著那是一場「信仰彩虹的民族」與「信仰太陽的民族」之間的戰爭，換言之，這是賽德克民族抵抗大和民族侵略的歷史，跟號稱炎黃子孫的中華民族關係不大。

但是賽德克族乃至於相同處境原住民族的抗日行動，為何會被移花接木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歷史，而無法呈現其真實意涵？此一誤解實為國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的產物，而非對岸之特產。

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這些原先被稱為「生蕃」或「高砂族」的原住民族，曾短暫地被稱之為「高山族」，但旋即代之以「山地同胞」此一去民族化概念，直至1990年代修憲時才正名為原住民族。

戰 後初期的此一名稱轉折，根據張松《台灣山地行政要論》(1953)一書解釋，其理由在於這群人根本不是另外一個民族，「山地同胞的袓先係閩浙東渡來台的越 族，而越族亦為今日閩浙蘇廣同胞的祖先，平地同胞係由閩廣後期移住來台，同為中華民族一份子，關係非常密切。」換言之，大家都是中華民族，都是同胞，只是 有人住在平地(就是漢移民)，有人住在山地，沒有必要以具民族意涵名稱分別之。

這種說法明顯是孫中山民族主義以漢族為中心並融各族為一中華民族理念的映現，在這一套學說運作下，從戰後到台灣民主化之前，強加在原住民族身上的各種同化政策紛紛出爐。

日人所奪之部落土地並沒有歸還而被強納為國有地；部落傳統組織被取消，改設與平地漢人社會相同的村鄰制度；強迫族人放棄傳統姓名，在賜姓思維下改用漢族姓名；強迫接受同化教育，以一套大中華民族主義教育內涵，教導學生認同自己是炎黃子孫，切斷其與祖靈之聯結。

正 是在此一意識形態操作下，包括霧社事件在內的原住民族抗日行動，都被貼上中華民族標籤，相關歷史敘述，也不斷強化此一印象。譬如1973年台灣省文獻會 〈抗日烈士莫那魯道傳略〉在敘說莫那頭目遺骨歸葬霧社一事時，指其抗日行動「足以彰我中華民族之精神」，明顯大吃原住民族豆腐。更別說當時以大中國主義為 預設的歷史教材敘事脈絡，霧社事件自然會被關聯為中華民族的抗日事件。

1980年代台灣民主化之後，多元文化政策取代同化政策，原住民族地位獲得相當程度改善。順勢而起的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追求族群集體認同與主體性。
1988 年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充分表述了此一訴求，該文件指出：「台灣原住民族不是炎黃的子孫…台灣原住民族是台灣島的主人」，但歷經荷西、明鄰、清 帝國、日本以及中華民國歷來政權的壓迫同化而至於失去主人地位，但「原住民在意識上仍完全肯定自己是台灣島的主人」，並要求取回主人地位。這些文字的精神 與劇中主人翁心情並無二致。

「原運」帶動了原住民族重新看待自身歷史文化，並展開許多抵抗殖民行動(正名、自治、還我土地)試圖恢復主人地位。此一集體自我意識之覺醒當然也擴及霧社事件此類重要歷史事件的詮釋權之爭，越來越多族人願意正視歷史並以族群自身角度說出事實並詮釋其意義。

可以這麼說，魏德聖導演在電影籌備階段的歷史採集工作，所接觸族人大都已經過民主化之後的原運精神洗禮，已較能拋開中華民族陰影看待該事件，魏導不太可能再拍出一齣宏揚中華民族精神的抗日大戲。

還 記得去年該片上映後，有人指出很少看到一部以台灣為背景的歷史電影，漢人觀眾聽不懂片中本土語言，還得靠字幕才能了解劇情，彷彿對於這一段歷史就如同局外 人般。沒有錯！對於任何漢族中心民族主義而言，那本來就不是你們的歷史，不用一廂情願地壟斷話語權，就讓真正的原住民族自己說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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